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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昌：漫谈中华文明
作者简介：罗永昌，退休老者，乐山市人。1964年毕业于西南师院（现西南大学｝数学系，先后在乐山二中、乐山一中任教。曾任乐山一中校长、乐山市教育督导室主任。
罗永昌/文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向哪里去？这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思考的 问题。下面是一位闲来无事的老头子这段时间思考的记录。
近几年，“普世价值”成了一个热门词汇。在网上，经常可见一些 “公知” 大谈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看得多了，就不由得深入思考，就不由得有所 质疑。依我之见，“民以食为天”或许才是最大的 “普世价值”。没有吃的，人都活不下去，哪里还有自由，哪有机会做主。只有吃饱了肚子，才有精力去研 究什么主义，探讨什么问题。就像现在的我，退休之后，闲暇甚多，饱食终日， 无所事事，但又做不到无所用心，脑子中就难免东想西想。
最近这些年，有一个问题一直萦怀于心：为什么几大古代文明中唯有我中 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从未断绝？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探讨一下中华民族，它 的形成、演变和发展。
一、从猿到人——人类进步的轨迹
事情仍得从 “民以食为天”说起。众所周知，人类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人 类和其他任何动物一样，要生存就得解决饮食问题。获取食物，求得生存，这 是包括猿在内的所有动物进化的原动力。在自然条件不发生剧烈变化的前提下，大型的和凶猛的动物，可以轻易取得食物，进化的需求并不急迫；低等的、小型的动物，进化的路径太过漫长。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的猿， 成为自然界中最有可能进化成为人的一种动物。
早期的人类和猿一样，由于没有坚牙利爪，奔跑的速度不迅速，本身的体量、体能也有限，只可能以素食为主，以采集植物瓜果和挖掘植物的块根、摘 取植物嫩茎为生。对狮、虎之类的凶猛动物避之犹恐不及；大象之类的大型动 物惹不起；马、鹿之类奔跑迅速的动物赶不上；兔、鼠等动辄钻洞的小动物逮不住；飞行的鸟儿抓不到，水中的鱼儿捞不着……总之，如果要吃肉，最多只 能抓点昆虫、蛙类等小动物来吃。所以早期人类的生存方式（还称不上生产方 式）可以用 “采集”一词概括之。
火的发现和使用，对人类的进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人类最初发现 的火肯定来自雷电引发的森林大火。大火熄灭之后，未能逃脱而被烧死的动物 尸体发出了诱人的香味，对原始人来说，这绝对是天赐的美食。为了再吃到此种美味，他们逐渐学会了保存火种。在使用石器的过程中，偶然发现长时间钻木会生热直至木头燃烧，还发现某些石头撞击发出的火星可以点燃干枯的树叶。掌握了钻木取火、击石取火等生火方法之后，人类的自由度、自主权进一步加大。火，扩大了可食用食物的范围。火，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食习惯，人类主 动用火烧烤食物，确立了以熟食为主的饮食方式。当然，上述 “逐渐”、“偶然” 说起来来轻松，其实这种演进十分漫长，长达数十上百万年之久。
现代的生物和化学知识告诉我们，一切生命活动都是细胞活动的结果，而 细胞的生长、增殖等过程都是通过生命体的进食、消化、代谢等功能实现的。 经过高温烧烤后，食物中的大分子蛋白质分解成了容易消化吸收的有机小分子, 这为早期人类的身体发育，特别是需要大量蛋白质营养的器官——大脑的发育， 提供了更利于吸收转化的丰富养料，于是古人类的大脑不断发达起来、体格愈 渐强壮起来。从生食转向熟食，为人类体质演化和智慧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类智慧的发展，使得经验的积累和传承成为可能。从拾取天然的石块作 为石器，到主动打造更为尖锐、锋利的石器，从棍棒到石刀、石矛、弓箭，从 徒手到编织渔网、兽网。工具的使用，使得人类与其他动物彻底划清了界线，在自然界中的活动更加得心应手。
获取食物的方式是一个重大课题，它决定了人类不同种群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繁衍和播迁轨迹，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特质直至形成某种形态的文明。
如果说，早期人类的采集活动还只是一种出自本能的生存方式，那么，在 人类自觉使用和制造工具之后出现的渔猎、农耕、游牧等谋生手段就是一种生 产方式了。
与采集直接相联系的手段是渔猎。采集的物品主要来自植物，而渔猎的对 象则是动物。通过石刀、石矛、弓箭、罗网，人类可以猎取小型乃至中型的野 兽，捕获飞鸟，从水中捞取鱼虾。当渔猎的收获超过肚子的容量时，其中的活物就会暂时养起来备用。这便是畜牧业的起源。为安全计，原始人捕获的动物 大多数不会是凶猛的肉食动物，因此用于饲养的基本上是草食动物，其饲料来 源也容易解决。中国人所说的 “六畜”：马、牛、羊、鸡、犬（狗）、豕（猪） 也就在世世代代的养殖中，从野生驯化成为家畜、家禽。
在采集植物果实、块根、嫩茎的过程中，早期的人类逐渐发现，与其漫山遍野去寻找采集的对象，不如把它们的种子撒在地上或把其嫩枝插在地上让某类植物自己生长，以便于集中采收。这便是农业的起源。中国人说的 “五谷”：稻（水稻）、黍（黄米）、稷（小米）、麦（小麦）、菽（豆）便是在世代种植过 程中形成的几种主要农产品（注意：黍，并非指后世所称的玉蜀黍。玉蜀黍即 玉米，产自美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引入欧洲，明代才传入中国）。为了顺畅 地播种、栽插，人们得选择适合作物生长的土地，并把土壤弄松散，有的作物 还需要浇水或在水田中生长。这个方式便称为农耕。农业的收获除了人自己食 用，果壳、秸秆之类还可用于饲养家禽、家畜。
与畜牧业直接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的另一种生产方式是游牧。游牧的家畜主 要有马、牛、羊等。畜牧与游牧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圈养，后者是放牧。圈 养的饲料是人提供的，放牧则是驱赶家畜自己去吃草。
人类早期的三种主要生产方式，渔猎、农耕和游牧，产生的时间孰先孰后 恐已无可考证，也不能笼统断言它们孰优孰劣。这主要取决于某个原始族群所 处的自然地理条件。这些原始人只可能 “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当地的山川河 流、地形、土壤、气候、植被、动植物资源等等，选择最适合的方式。比如，在靠近山林和江河湖海而土地或气温不适宜耕种的的地方，渔猎或许就是首选。在无霜期较短，年平均气温较低、干燥少雨但草原广袤的地方，虽然不宜农耕，游牧却是最合适的方式。其实，这三种生产方式并不能截然分开，我们把这个族群称为渔猎的，农耕的，或者游牧的，取决于这个族群的生产活动以什么方式为主。渔猎民族，也会饲养少量家禽家畜和种植少许农作物；游牧民族，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季节也会有少许农耕活动。尤其是农耕民族，畜牧常常是其副业，农闲时间上山打猎，下河打鱼也是常事。相对而言，渔猎依赖于各种条件和机遇，其收获显然不如农耕和游牧稳定、持续。于是，因为自然环境不宜农耕而依靠渔猎的民族逐渐演变为主要依靠游牧。所以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主要就余下了农耕和游牧两种。
二、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形态的文明
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的生产方 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其中包括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家族 观念、宗教信仰、政权组织、律法典章等等。
农耕文明
古之华夏即后来的汉族是最典型的农耕民族。黄河、长江流域土质疏松、气候温润、四季分明、适宜农耕，我们的先人就在这片辽阔、肥沃的土地上以农耕为业，繁衍生息。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世世代代的辛勤耕耘，创造和积累了无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铸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土地是从事农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是固定的无法移动，在这块土地上从事耕种的人也定居在这块土地上。一般说来，农业生产的收获较为稳定，所生产的谷物比较容易保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灾后恢复重建的能力相对较强。充足的食物和固定的居所为后代的繁衍提供了保证，这是农耕民族的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即使是在遭遇天灾和战争，人口急剧减少之后也能迅速复原，而人口的增加又为进一步开垦荒地、兴修水利、道路等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农耕民族的人们 “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坟茔安于斯”，渴望和平安定、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 土地固定、经济稳定、生活安定的环境使得农耕民族形成了内敛、被动和 后发的基本特性。农业生产要求顺应自然，不违农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需要辛勤劳作，需要改良品种，需要农业技能，而不需要掠夺和战争的技艺，这造就了人民勤劳、本分、厌恶战乱、热爱和平的性格。历史上从未有过我们主动进攻、开疆拓土、扩张势力的先例。修建万里长城显然是自我限制、被动防卫的无奈之举，而决不是要打造主动进攻的军事设施。如果说农耕民族也存在 “扩张”，那只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对周围可耕地的逐渐开垦，其过程犹如水在织物上的逐渐浸润。农民对于不适合农耕的苦寒、干旱之地没有兴趣。农耕民族乐土重迁，除非生存受到威胁，农民不会冒险离开祖居之地，也不愿为细小事端与邻人发生争斗，因为他们深知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以和为贵及温、良、恭、俭、让的精神深深植根于农耕民族的传 统之中。
农民在千百个彼此雷同又极其分散的村落及其周边“掘井而饮，耕田而食”， 过着自给自足、简朴宁静的生活。与附近的城镇、村落除去少许以物易物的交换，大体上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生产和生活环境及自然经济状态，造成了华夏民族性中封闭、保守、散漫的弊端。但每当遇到外族入侵家园不保和洪水泛滥、地动山摇等灾难深重的危急时刻，人们又会迅速凝聚、奋起抗争，展现出自强不息的英勇气概。
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土地、农具、房舍是祖先留下的，生产的技能、经验来自于祖辈的传承，所以，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对祖先的崇拜。气候、土地、水源对农业的收成至关重要，农民的衣食无不仰给于自然，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直接关乎人的福祉，所以，我们的先民对天地的崇拜、敬畏根深蒂固，“天人合一”的理念顺理成章地成为华夏民族最原始的向往和最质朴的哲学思想。这种敬天地祖宗的观念使得华夏民族中自来就缺乏宗教生存的土壤，即使后来有佛教等外来宗教传入，国内也产生了本土的道教等宗教，但是，在中国从未有过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神权超越君权那样的历史，也没有出现过一些佛教国家或地区政教合一的现象。直至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汉人，仍仅着眼于现世及人伦，而不关心来生和鬼神。 随着人口的增加，逐渐形成了聚居的村落和城镇，过去的部落和部落联盟 逐步演变成为国家。居所的固定使得国家政权对领地内居民的管理更为方便和 有效。和平、安宁是农业生产的前提，为此，人们首先需要对宗族的认同和依 附，其次是期盼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恰好是国家统一的民意基础，而大一统的 局面则需要至高无上的君权来维系。所以，华夏民族很早便出现了高度中央集 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游牧文明
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比起农耕民族相对恶劣，一般是纬度较高、海拔较高， 干旱少雨，较为寒冷的地区。在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西面的青藏高原、河西走廊、新疆、宁夏等地，缺少适宜农耕的土地和气候，但却有大面积的适宜放牧的草原，这些地区便是中国游牧民族世世代代生存发展的空间。牧民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生产生活的流动和自然环境的相对恶劣使得人口出生率较低而婴儿死亡率较高，这是我国边疆游牧民族的总人口长期少于中原农耕民族的基本原因。但客观环境的变动不居却大大增强了他们的适应能力，触发了他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因而游牧民族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富于冒险精神，与农耕民族的封闭保守、排斥异端、难于接受新事物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马、牛、羊等畜群既是生产对象，也是物质财富和生 活资料。牲畜的繁殖、放养受自然条件和气候的影响很大，极端天气如暴雨、大雪、风暴、长期的干旱，对畜牧业都是致命的威胁。畜牧的产品肉、奶无法长久储存，所以畜牧经济比农耕经济相对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弱小。由于内在资源的匮乏和生存的压力，使得游牧民族在与农耕民族的交流贸易方面更为主动，同时在民族关系上更具进攻性和掠夺性。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长城内居民的无数次劫掠和对中原政权发起的无数次战争便是明证。游牧民族从进化的最初阶段，就一直与厮杀紧密相连，通过捕猎和与其他部落的争斗获得食物，这种生存斗争是异常残酷的，他们在宰杀牲口时也见惯了血腥，这 些都造成游牧民族先天的暴力倾向。 游牧民族既要应对恶劣环境，又要预防野兽侵袭，因而普遍尚武。“食肉者 勇敢而悍”，牧民长年在马背上活动，刀、箭不离身，他们是天生的骑兵，而在 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机动性和攻击性极强的优势兵种。游牧民族训练一个骑兵 的成本比农耕民族要低得多，在战场上农耕民族战士的体力、意志均不敌游牧 民族。牧民平时生产，战时参战，生产单位和军事单位合二为一，稍作动员便 可召集起一支大军。
游牧民族的妇女生完孩子后就需要随同部族迁徙，不可能有坐月子的安定 环境，她们平时需要参加赶车、卸车、挤奶、制作奶制品、鞣制和缝制毛皮等劳动，其劳动强度和繁杂程度堪比男人，因而游牧民族的妇女比农耕民族的妇女要受尊重得多，男女地位基本平等。游牧民族的迁徙特性和变动环境也使得其首领无法建造奢华的宫殿，上下层差距远远小于农耕民族。这些也是游牧民族在战争时期的凝聚力强于农耕民族的原因。但是，由于放牧的分散和居无定所，游牧民族社会管理的严密程度远低于农耕民族，因为家族仇怨和利益纷争也极易发生分裂。
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远没有农耕民族所处的环境稳定、安逸，牧民单独活动的范围比农民要广阔得多，这造就了游牧民族勇敢、独立、自治、豁达的个性以及对于个性的尊重。然而，不断迁徙的环境不利于文字的形成，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作为文字载体的竹简不易携带，绢帛、羊皮纸等又过于昂贵，因此游牧民族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稳定的制度典章。
其实就是环境造就的动物，当游牧民族一旦有机会进入相对稳定安逸的定居生活环境之后，原本那种开拓、进取、勇猛、刚健的传统便迅速衰减，直至被农耕民族所同化。这只要看看满清八旗子弟入关后的变化就行了。
三、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特色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它是一个在东亚大陆上历经数 千年繁衍生息、迁徙扩散、冲突融合而形成的大的族群。它是近代以来生活在 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及海外华人的总称。这其中，既有以汉族为代表的世世 代代以农耕为业的民族，也有聚居在西北边疆的各个游牧民族。中华文明是融 汇了古代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全方位的文明（当然不包括近代崛起的工商业 文明）。
纵观历史，环顾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已灰飞烟灭；受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影响派生出来的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文明也曾断绝，唯有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却五千年生生不息，从未中断，直至今天。这是为什么？本人认为，归纳起来有以下五大原因：
第一，自然、地理环境的优越性。
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处于东亚大陆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几大河流域的广阔大地上，这里纬度适中，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多数地方都宜于农耕，是地球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这片土地东南方临近大海，西北面则是崇山峻岭和大漠荒野，在古代交通工具很不发达，武器装备还是冷兵器时，这样的地理环境有着较好的安全性，能较好地防止外族的入侵。1840年以前，来自海上的侵扰仅只倭寇一桩。对以农耕为业的汉族的入侵大多来自后来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北方少数民族。用今天的史学观点看来，这应当是内乱而非外患了。 这块富饶土地上的丰富物产成为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足够多的生活资料，才能够养育足够多的人。有了安定的住所，充足的食物，才能有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和众多的人口。人口众多，劳动力就多，战争潜力就大，至少在古代，它对于其他民族形成了巨大优势。谷物等农产品可以储存很多年，遇到战争、灾害，饥荒，存粮的意义不言自明。战后和灾后，农民可以利用瓜、菜、薯、豆等短期成熟的农作物快速缓解粮荒。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战乱和 灾荒数不胜数，每次都会造成人口大量减少，但在此之后总能迅速恢复，只要 有二三十年和平安定的环境，很快就会重新出现一派繁荣兴旺景象，人口又大 量增加。这样的记载可谓不绝于史。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
族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第二，科学技术长期保持着先进性。
为了取得较好的收成，过上富足的生活，农民必须精耕细作，克勤克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代相传养成了勤劳智慧的民族习性。数千年来，我们的先人在农业技术、天文历法、气候观测、防洪治水、农具制造、房屋建筑、陶瓷制作、丝绸纺织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知识和经验，产生了无数的发明和创造。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6世纪之前的一、两千年间曾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不仅对 东亚各民族影响巨大，也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传至西亚和欧洲。其中特别 是指南针、造纸、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曾给予人类的文明进步以深远影响， 对正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欧洲国家的影响尤其巨大。
众所周知，“大航海时代”掀起了西方的殖民浪潮，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 展的进程。显然，没有指南针确定方位，就不可能有远涉重洋的航海，这也是 哥伦布、麦哲伦等大航海家直到15世纪才出现的原因。
17-18世纪的欧洲很多国家，还是由大大小小的封建城邦组成。火药传至欧 洲，火器取代刀剑等冷兵器，这些封建领主的 “土围子”（城堡），不再易守难 攻，客观上加快了国家的统一。
纸张是文字的载体，印刷术是批量生产书籍的方式，它们在15世纪传入欧 洲后成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强大武器，极大地推 动了欧洲的社会变革。
第三，语言文字和思想观念的独特性。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文化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主要是由语 言文字记录和传承的。单音节的汉语和方块型的汉字是世界上最独特的语言和 文字。人是用语言思维的，单音节的语言思维速度更快，用汉语背诵九九表比用英语快了一倍。拼音文字有词无字，字母本身没有含义。汉字的单字也是词，一般人能够掌握5000来个常用汉字就足够了，因为由此就可构造出足够多的汉 语词汇，而要顺畅阅读英文书刊则要掌握10万以上的词汇。所以，使用汉语的 词汇记忆量远低于拼音文字。同样内容的印刷品，汉文文本的篇幅只有英文的 一半。即使不论汉语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优劣，只是前者的独特性就是后者永远 无法取代的。
历史上秦始皇 “书同文”的举措对于维持国家的统一，意义重大而深远。它赋予了汉字超强的时空性，这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之一。“书同文”的 作用，一方面是贯通古今。两千多年前典籍中的汉字，今天我们照样认识，其 中看不懂的，不是汉字本身，而是古今语意的变化。“书同文”另一方面的作用是沟通方言。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方言众多，虽然不同地方的人语音各异，但都用同样的文字书写记录。天南地北的人们即使口头交流困难，但若书面笔谈，互相之间就毫无障碍。汉字的这种超强时空性是其他拼音文字无法比拟的。我们的祖先使用汉字记载了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等无数典籍，写下了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锦绣篇章。
中国人崇敬祖先，顾念亲情，看重 “五缘”（亲缘、族缘、地缘、业缘和物缘）求同意识极其强烈。数千年来，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尽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等语句便是这种家国情怀的鲜明表述，它们深深扎根于全民族的传统 之中。
从汉武帝 “独尊儒术”开始，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倡导，提倡修身养性、仁 义克己、孝悌忠信、人伦纲纪的儒家学说深入人心，成为文化主流。统治阶级 尊孔崇儒当然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但客观上在道德层面上规范着人们 的言行，抑制着人们的贪欲，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隋代开始持续一千多年 的科举制度造就了庞大的士人群体，这一制度对文化的传播、传承也起到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
第四，历经磨难造就了民族精神的顽强性。
历史上秦汉之交、东汉末年、五胡十六国时期、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北宋末年、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都是有名的战乱时期。其中尤以匈奴、鲜卑、羯、契丹、蒙古、女真（金和满清）等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战争为害最烈。战乱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十室九空，赤地千里、万户萧疏，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在这种民族存亡、文明兴废的关键时期，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的精华与糟粕、光明与黑暗，民族性中的积极与消极全都显露无遗。善良与野蛮同在，抗争与隐忍并存、忠贞与背叛共舞。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与秦桧、张弘范、洪承畴、吴三桂一同登台表演。然而，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中，永远是邪不压正，失败的忠烈永远受后人景仰，而成功的叛贼始终遭万代唾骂。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气概，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崖山一战陆秀夫背小皇帝与十万军民蹈海殉国的悲壮，史可法头可断而志不可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气节，永照史册光耀千秋。张弘范刻 “灭宋于此”的石碑被后人在前头再添一个 “宋”字，成为 “宋张弘范灭宋于此”被人千古笑骂。为满清入主中原立下犬马之劳的洪承畴、吴三桂，前者后来被乾隆皇帝列入《贰臣传》，后者连《贰臣传》也不得入，成为非明非清的孤魂野鬼，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连秦姓人士祭拜岳王坟时也题写出 “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楹联。正是：“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在中华文化中从来忠奸势不两立，荣辱截然不同，一万年后依然如此。
文明是由人创造和享有的，是由人传承和发扬的，没有人哪来什么文明？中华民族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是血流成河、尸骨如山，无论是躲避、迁徙，还是抗争、融合，每一场大灾难、大动荡之后，总会很快治愈创伤恢复元气，总会如凤凰涅槃般地浴火重生。几千年来，我们的先民历经磨难、艰辛备尝、不屈不挠、愈挫愈奋，造就了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
第五，吸纳、借鉴外来文化的兼容性。
从秦汉时期的匈奴到南北朝时期的鲜卑，从隋唐时期的突厥到两宋时期的 辽金，从入主中原的蒙元到满清，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 明共同谱写的协奏曲。
如前文所述，文明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产 物。不同的文明之间是平等的，各有优劣。历史证明，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不可避免。几千年来，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在我国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贯穿了整部中国历史。
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农 耕文化总是不断地从游牧文化中吸取养分。这种兼容并包，吸纳外来文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化异为同的能力，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每当农耕文明的保守、封闭走到停滞、迷茫的十字路口而难以为继时，游牧民族的滚滚铁蹄便越过长城呼啸而来，既带来灾难和血腥，也送来刚健与清新。斯文平和的汉文化与强悍阳刚的胡文化的结合，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活力，使之更为健全和平衡。总之，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 互借鉴、相互融合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请看中国历史上两种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些典型事例。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从宽袍大袖到短衣紧袖，从战车加步兵 到建立骑兵，这相当于现代战争中步兵的机械化。这次改革减弱了华夏民族鄙 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化心理，缩短了民族之间的心理距 离，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北魏时期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和社会大转轨是这段历史的主旋律。尽管其中充满杀戮和血腥，但胡汉民 族的共同性日渐增多，差别性日渐减少。“汉化改制”把胡人 “汉化”的进程纳 入国家政治体制，使之法制化、定型化、常规化和普及化，把胡汉民族的大融合推向了全新的历史阶段，为隋唐王朝的崛起和中华大一统奠定了基石。
隋唐时期的胡汉通婚和民族血统融合。这时的汉人已不是魏晋以前汉人血 统的简单延续，而是胡汉血统混合的民族共同体。隋唐两代的开国皇帝都娶异 族女子为妻，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等人都有鲜卑血统。这种民族大融合和对来自异族（包括西域、波斯、印度、日本等）的文化的吸纳借鉴，开创了一个生动的多元化局面。隋唐王朝朝气蓬勃、活力迸发的磅礴气度，隋唐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势，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出光彩夺目的篇章。
当然，这种文明交汇、民族融合的过程常常不是和平的而是暴力的，其间 充满了刀光剑影、铁马金戈，胡人屠杀汉人，汉人血腥报复，血肉横飞，生灵涂炭，无数的房屋宫殿化为灰烬，无数的财物珍宝被劫掠一空, “千里无人烟”、 “白骨蔽平原”正是历史上战乱时期的写照。北宋末年的 “靖康之乱”，金兵南侵，称汉人为 “两脚羊”，杀之充作军粮。元军南下，一路屠城，杀人如麻，中国人口减半。满清入主中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业绩”永载史册。蒙元取赵宋而代之，满清取朱明而代之，无非是改朝换代，只不过是少数民族皇帝取代了汉人皇帝。“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等说法，不过是一些坚持汉人正统、蔑视少数民族、缺少见识的文人之哀叹，根本不足为训。近代日本史学界大肆宣扬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的观点打压中华文化，胡说宋朝以后的朝代不再是华夏文明之正朔，日本才是华夏文化的继承者，无非是在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用今天的历史观看来，败亡的只是一个朝代，并非是国家的覆灭，虽然牺 牲了无数的生命，毁灭了无数的财产，虽然一度造成经济的倒退，实施着民族 歧视和民族压迫，中华文化却总是浴火重生，始终延绵不绝。实事求是地说， 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倒是元、清两代。正是这些代表着游牧文明的少数民族 开疆拓土，才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
民族的融合、文明的交融如同炼钢，生产出来的既有钢材也有炉渣，在钢 水中再加入了钨、锰等元素，冶炼出的便是合金钢。你能说是哪种元素胜利了？ 铁、碳还是钨、锰？汉族和少数民族究竟谁征服了谁？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究 竟谁战胜了谁？从高空俯视历史的长河，这些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已 经融合成为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已经铸就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从未断绝的中华文明。
由此可见，一个拥有勤劳智慧品格、坚忍顽强精神的民族所创造的独一无 二的中华文明，能在地球上延绵不绝数千年便不难理解了。
四、西风东渐——近代中华文明的衰微
公元15世纪前后，西方工商文明逐渐兴起，与此同时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 中华文明却逐渐衰落，世界历史开始发生重大转折。
中世纪的欧洲一直笼罩在黑暗之中，神权统治、封建割据、战争频仍、发展停滞、生产落后、民生凋敝。经过近千年之后，欧洲人终于时来运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让欧洲人从沉睡中醒来。大航海时代来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新航线的开辟，西欧各国相继崛起，他们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大规模扩张和殖民，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工业革命，蒸汽机等机器的使用，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科技昌明，生产力飞速发展，大量商品被制造出来，殖民地成为商品倾销地和原料来源地。神权统治和封建专制土崩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欧洲社会迅速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同一时期，在中国，昔日璀璨的文明却逐渐失去了光彩。政治上，明清两 代的君主专制已经登峰造极，封建制度丧失了通过自我调节推动社会进步的机 能，逐渐走向衰落，但却仍以 “天朝上国”自诩，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愿“睁 开眼睛看世界”，浑浑噩噩、懵懵懂懂，不知世界局势将迎来大变。经济上仍以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虽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一直受到“重 农抑商”政策的压抑，发展极其缓慢。思想文化上，实行“八股取士”，提倡朱 程理学，束缚人们思想，轻视科学技术。虽然，直到18世纪中期，我国的GDP 多数时期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但相对于欧洲崛起的工商文明，中国 以农耕为主体的文明形态，由封闭保守到停滞不前，再到落后挨打的大趋势已 经不可扭转。
1840年的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这个古老帝国的大门，此后约一百年间，在 与外国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社会逐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沿海各大城市被迫开放为“商埠”，各种“洋货”如潮水般涌入，黄金白银哗哗外流。曾经富甲天下的“中央之国”，成为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 西洋各国船坚炮利，我们打不过倒也罢了。连过去的 “学生”，东洋的小日本也 欺上头来。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举国震动。国势危如累卵，先进的中国人无不苦心孤诣、救亡图存。然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失败了，仿效日本 “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也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和千年帝制，但内忧外患、国力衰微、任人宰割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一战”结束，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本可从德国手中收回的山东主权却被 列强强行移交日本，直接导致了 “五•四”运动的爆发，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序幕。
与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同步发生的是西方的文化、科技、思想、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正所谓 “西风东渐”。一次次的战败，一次次的屈辱，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屡次受挫，走向另一个极端，自命不凡变成了自轻自贱，万事不求人变成了不如人：武备不如人、产品不如人，科技不如人、教育不如人、学术不如人问题出在哪里呢？“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集中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对国家贫弱原因的探索。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专制和迷信，对封建人伦道德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呼吁个性解放，提倡白话作文，引进西方学术思想，对于一潭死水、万马齐喑的旧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批知识精英还不懂得批判和扬弃的唯物辩 证精神，思想方法常常陷入片面性和绝对化，对所谓 “西学”盲目崇拜，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甚至迁怒到了中国的文字。比如，陈独秀说过：先废汉字，且留汉语。鲁迅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其中许多人并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之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把改造国民性视作振兴国家的根本途径，与此相关联的批判民族 “劣根性”和 “酱缸文化”的著述、小说比比皆是，流弊深远，直至今天。近代中国的贫弱，并非我们说汉语，写方块字，敬天地祖宗不信鬼神，并非我们崇尚仁义礼智信，提倡温良恭俭让，更不是中国人具有什么懒惰、愚 昧、自私、散漫、奴性等 “劣根性”。这些先驱中不乏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其爱 国的热忱固然可嘉，但对中国的贫弱，找错了病根，对救国的方略，开错了药 方。他们无法洞察到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的社会变革，在于摧毁旧的生产 关系，代之以新的生产方式，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
“西学东渐”反映的是近代西方的工商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之间的 碰撞。前者开放、进取，后者封闭、保守，一经较量，高下立判。这种状况让人联想起历史上游牧民族呼啸而来的滚滚铁蹄，只不过，这次外来文明的入侵不是来自长城外，而是来自海上。
工商文明起源于古代希腊，之后又逐步扩展到古罗马和西欧。包括希腊在 内的欧洲人，祖先大多曾是游牧民族，内在资源不足而需外求是其经济上的主 要特征。知不足方能进取，所以欧洲人一直具有创新开放、勇于冒险的文化传 统。 工商文明最本质的特征是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人类最初的交换行为仅仅是以物易物，这些 “物”都是各自生产的剩余产品，既不是从其他人手中买来卖的，也不是只为卖而生产的，还不能称为商品。只有那些为了交换而生产，并通过交换实现了使用价值转移的劳动产品才能叫商品。
商品交换的前提是用于交换的货物的所有权必须是自己的，只有产权明晰， 交易才可能进行。因而工商文明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对财产权归属的认定。“私有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被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列入宪法。
商品交换行为必须在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达成共识的过程 就是协商、签约的过程，而遵守协议，信守承诺则是完成交易所必须的。因而， 工商文明催生了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制度文明。
商品交换的发生肯定是双方自愿的行为，互有所需，互通有无是进行交换 的动因。因而，工商文明本身也就蕴涵了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理念。
为了交易的便捷，出现了被称为 “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出现了避免携带 大量货币的汇票，出现了为方便支付、转账和存取货币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银行。股份制和公司的出现，证券市场的建立，使分散的资金和生产要素集中到了使用效率更高的人手里，死的资产转化为活的资本，创造了更多的社会 财富。
为了顺畅地进行商品交换，必须要有便捷的交通和物流配送，必须要有高 效传送信息的手段。于是公路、铁路、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电报、电话、 互联网等等新生事物应运而生。
商品的生产是资金、场地、设备、原材料、技术等生产要素整合的结果。牟利是商品交换最原始的驱动力。为了以最小的代价生产出最多最好的产品，必须合理配置资源，发挥各自优势，必须实现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和营运成本，必须采用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及新的组织管理方式。所以，工商文明有着与生俱来的创新冲动。企业之间为占领市场和扩大市场份额开展竞争是工商文明的常态。为此，你必须提供最优的产品，最新的款式，最好的服务，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创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中，从教育到科技，从基础研究到技术革新，各种创造和发现、发明层出不穷。
无论是财产权还是商业契约都需要法律的保护。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只有在 和平有序的环境下才能顺利进行。所有的研发创新活动都需要开放的心智、宽 松的环境和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一切商业竞争都离不开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任何经营活动虽然其目标都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但却必须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因而，法治也是工商文明的内在要求。
然而必须看到，工商文明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一种极具功利性的 文明形态，它具有与游牧文明类似的掠夺性、暴力性特点。在其兴起的初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充满血腥，对内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对外疯狂压榨殖民地，屠杀弱势民族，强占土地，贩卖黑奴，掠夺资源，倾销商品。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直到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在通过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金融等组织，通过它们制定的国际 “游戏规则”，继续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力图保持优势地位，攫取最大好处。西方国家的繁荣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依靠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广大市场、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矛盾，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等方式实现的。
然而，无论如何，工商文明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远远高于农耕和游牧的生产力。人类历史上这三大文明竞争的结果，是工商文明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明。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个以资本＋科技＋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商文明，战胜或取代以传统农牧业和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古老的中华文明逐渐式微并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就毫不为奇了。
五、改革开放——工商文明在中国的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国家独立，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噩梦，开启了民族振兴的征程。运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力量，通过土地改革摧 毁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生产关系，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 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近30年的努力，初步建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 系。在历经数十年多场战争之后的一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国度，在几乎没 有外援（最初几年曾得到苏联援助）并遭到外国封锁的情况下，能过取得这样 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它为以后国家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工业化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一是代价沉重。 工业化的资金除少数来自没收官僚资本，大部分来自农民和农业；二是急于求 成。“赶超”意识强烈，不按经济规律办 ，“大跃进”、“大战钢铁”，破坏环境， 浪费惊人；三是比例失调。过度强调发展重工业，造成一二三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协调，消费品严重短缺。四是体制僵化。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官僚主义严重，生产要素不能有效配置，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前的30年，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政治运动频仍，其中被称为 “十年浩劫”的 “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峰。这场运动在政治上强化了个人独裁专制，极大地压制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场运动引发了全面的社会动荡，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凡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举措（如所谓 “三自一包”）都被贴上 “资本主义”的标签而遭扼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更为严重的是，这场运动大大地革了文化的命，以破除 “四旧”为名，对传统文化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予以否定，无数的文化瑰宝被焚毁，大好的名胜古迹被砸烂，珍贵的文化遗产被亵渎，优秀的传统美德被抛弃，善良的价值观念被颠覆，固有的精神支柱被摧毁，一厢情愿地试图以“毛泽东思想”取代传统的伦理道德，作为人们安身立命的信条和评判是非的标准，结果是旧的已破，新的不立，使得此后的许多中国人没有理想，没有信念，只认钱财，只要名利，直至今天其流毒仍未消除。
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共和国历史的一次重大转折，改革开放的伟 大决策彻底改变了国家民族的命运。此后，农村改革首先拉开序幕，“家庭承包 责任制”把当初被人民公社剥夺的土地经营自主权归还了农民，极大地解放了 生产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进城务工，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加快了中国社会城市化的进程。在城市，民营企业登上舞台， 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和股份制改革，证券市场诞生，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格局被 突破，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打开了长期关闭的国门，大量引进境外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推动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并且获益良多，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P年均增速接近10％，经济总量连续 超越意、法、英、德、日等主要经济大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 逼美国。目前，我国的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电解铝、化肥等主要工业品 的产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一。2013年我国已跃居为世界第一位的货物贸易大国， 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过半。1978年以前 我国的外汇储备从未超过10亿美元，如今已接近4万亿美元。改革开放之初， 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如今中国的资本输出已经超过引进的外资，中国 企业的足迹遍布全世界。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全面增强。这些年，飞船奔月，海洋深潜，“北 斗”导航，新型军舰、战机井喷式发展等好消息纷至沓来，高铁运行速度、运 营里程全球领先，一百多年前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一次成为现实。以 汶川地震的抢险救灾、全球金融危机的有效应对、北京奥运会和APEC峰会的成 功举办等等上佳表现为标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已然进入国际舞 台的中央。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生活得到大幅改善。我国的人均GDP，1978年不 足400元人民币，2014年超过7000美元。恩格尔系数（即全部收入中用于吃饭 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如今的中国已经彻底走出了短缺经济笼罩的阴影，城乡市场物资极其丰富，新一代中国人已经不知粮票、布票、肉票等等票证为何物。从城乡的建筑、道路、景观到普通人的住房、着装、饮食均已发生巨变。交通、通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也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交际，提升了生活品质。人们的业余生活和文化娱乐活动也日益丰富多彩。
站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的成功其实就是“工商文明” 在中国的胜利,是 “工商文明”的力量引领中国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
必须指出，“工商文明”并非西方人的专利。中国自古就有活跃的商贸活动。 生意人之所以被称为 “商人”，便与我国古代的 “商朝”有关。早在夏商时期我国已经开始使用钱币，北宋时期纸币就已问世。擅长经商且成就卓著的人物历 朝历代比比皆是。例如：先经商后从政，辅佐齐桓公称霸，著有《管子》一书的管仲；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灭吴后又挂冠而去，通过经商成为天下首富，写下《黄老帛书》，被后世称为“商圣”的“陶朱公”范蠡；先从事经商富甲一方，再进行政治投资，扶持秦始皇上台，为其统一中国出谋划策，著有《吕氏春秋》的吕不韦；因铸造铜钱而名闻天下、富可敌国，其名字成为钱币代称的邓通；元末明初的经商奇才、江南巨富沈万三；清代的 “红顶商人”胡雪岩等等。
中国历史上的太平时期也是商贸繁盛的时期。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世界第一 大都市，常住和外来人口达100万之多，东自日本，西至中亚、阿拉伯，万方来朝，商旅云集，对外经贸、文化交流达于鼎盛。宋代的一幅《清明上河图》把北宋京城汴梁的繁华富庶展现无遗，屋宇鳞次栉比，行人川流不息，码头商船云集，各行各业门类齐全，店铺货物应有尽有，浓郁的商业氛围呼之欲出。元代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后写成的著名游记生动地描写了当时中国城市商业的繁盛。明清时期的“徽商”、“晋商”，民国时期的“江浙财团”都是极具影响的商业帮会。
虽然我们的先人早就知道，“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然而，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工商始终没能成为生产方式的主流。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商贸只是一叶扁舟。在生产力极低的历史条件下，食品永远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无论是粮食瓜果还是禽蛋肉奶都不可能由商贸活动生产出来。相对于发达的农耕生产方式，商业及手工业只可能成为配角和补充。社会的普遍认知是，商人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只是通过倒买倒卖牟利，因而受到歧视。社会阶层按士农工商的顺序排列，商人排在最后，哪怕你拥有可观的财富，社会地位却仍然低下。历代王朝都实行 “重农抑商”政策，可以奖励农桑，可以实行科举，就是不鼓励经商。明代就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只可能在皇权专制的压力下曲折生长，无法成长为参天大树。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形态，无法自发地、内生地向工商文明转变。近代以来工商文明这一崭新的文明形态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完全是西方人的 “坚船利炮”强加的。好在我们的民族性中蕴涵着坚忍顽强、兼容并包、善于学习的基因，使我们在这场数千年未有的巨变中存活下来。100多年来，为免于 “亡国灭种”，我们被迫向西方（包括日本）学习，而且“学”字的内涵极为丰富，“学费”极为高昂。中华民族付出了太多的血水、汗水和泪水才终于踏上了振兴之路。
六、民族复兴——中华文明的未来
进入21世纪后，“9•11”恐怖袭击事件、国际金融风暴、欧债、美债危机 相继发生，美国人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泥沼，中国抓住有利的战略机遇全 力发展，崛起的势头势不可挡。
然而，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中国走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30多年 高速发展积累的大量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国际局势也风云突变。
社会环境恶化。贫富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加大，官员贪腐成习，富人奢靡 成风，权贵聚敛财富，百姓仇官仇富，社会阶层固化，群体事件频发，拜金主义盛行，社会风气糜烂，人们心浮意躁，道德水准下滑，公平正义不彰，社会充满暴戾之气。
经济环境趋紧。发展遭遇瓶颈，经济结构不佳，内外需求不足，经济增速 放缓，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而支出大幅上升，人口红利消失，未富先老，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自然环境堪忧。片面追求GDP,为发展经济而不惜破坏自然生态，乱砍滥伐、乱开滥采，乱倒滥排，导致空气、水源、土壤污染严重，自然灾害及雾霾等恶劣天气频发。淡水、石油等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发展，耕地减少，粮食安全不容乐观。
国际环境微妙。美国人从反恐战争中醒来，战略东移，“重返亚太”，矛头所向，阻滞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不言自明。日本右翼得势，挑起钓鱼岛争端，东海“擦枪走火”的局势一触即发。南海波谲云诡，菲律宾、越南不仅蚕食中国权益，并公然发起挑战。一个从东北亚到南亚的针对中国的弧形包围圈隐约形成。 2012年接掌中国最高权力的习近平，继承了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形成的巨大经济规模和雄厚物质基础，同时也面临着表面光鲜亮丽，实则危机四伏 的局面。
中国向何处去？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还是蜕变为一个权贵专制大众贫困的国家？是继续奋进励精图治实现民族复兴的宏图伟业，还是平庸守成不思进取堕落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二流国家？这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上任伊始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施政的目标。 两年多来他不负众望，以独到的眼光，高超的手段，强大的魄力，稳健的风格， 沉着应对各种挑战，从容施政布局，凝聚了民心，让国人重燃希望，赢得老百 姓一片赞许。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可圈可点。
一是强力反腐，从严治党。出重拳，下狠手，动真格，打虎拍蝇，毫不留 情，破除 “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揪出了周永康等大老虎，一大批贪官污吏 被绳之以法。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贪官数量之多、层级之高，前所未有。言出 必行，八项规定、反对四风，落到了实处，“三公”消费明显减少，官场积弊明 显收敛。
二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 图，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制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全会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国防等全方位的改革，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经济步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 “新常态”。
三是依法治国，彰显公平正义。党的领导与依宪执政的关系逐步厘清，司 法改革快速推进，沉积多年的冤案得到昭雪。尊重和保护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重新受到肯定。
四是从严从实，治军强军。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后紧握军权，大刀阔斧整 肃军风军纪，徐才厚、谷俊山等多名涉及贪腐的高级将领遭到惩处，将能打仗、 打胜仗作为强军之要，大力加强实战训练，快速提升部队装备水平，为保卫国 家安全和领土主权锻造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五是刚柔兼济，开创外交新局面。两年多来，习近平、李克强等足迹遍及五大洲，广交朋友，宣传中国理念，推销中国产品，他们形象亲和，语言质朴，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爱和平、讲信义的中国。中国外交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同时提出与美国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一路一带”战略的规划和亚投行的建立，在地缘政治竞争中赢得了战略主动。
100多年来，中国人走过了一条无比曲折，无比坎坷，无比艰难，无比漫长的道路，交了无数的“学费”，犯了无数的错误，牺牲了无数的生命，今天，我们终于望见了民族复兴的曙光。
但是，如同攀登高峰一样，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道路越险峻。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每深入一步都必然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固有利益的藩篱不可能 轻易冲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源、环境、外贸、投资、消费等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增强，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短期内难见成效。人们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迅速多元化，互联网的普及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社会舆情、百姓心态影响巨大，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管理方式亟待创新。国内政治思想领域分歧严重，“极左派”与 “自由派”都在试图影响高层决策，左右局势。国际关系中不可预见因素增加，周边环境欠安宁，西方、日本等曾经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捞取过无数好处的列强，绝不会心甘情愿地坐视中国的崛起。
一百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尽管道路崎岖， 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前景光明。
首先，经过全民族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我们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稳定可靠的制度，运转高效的政府，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所谓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绝非空谈，除非我们自己犯下颠覆性错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撼动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规模庞大的国家。
其次，我们的民族性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高度契合。中国铁定会走和平 发展的道路，不会谋求霸权。我们既不惹事也不怕事。中国曾经被别国欺负过上百年，今天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主权和核心利益的苦果，无论是威胁还是利诱、忽悠还是讹诈对中国都不会生效。
再次，几十年国内外重大事件给了中国人以太多的教训和警示。“文革”的浩劫，苏联的覆亡，阿拉伯之春带来的灾难与动荡，无不告诉我们稳定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人心思定、人心思治是中国社会民意的主流，“颜色革命”在中国没有市场。
最后，尽管眼下中国的社会风气不如人意，社会道德处于相当低下的的水 平，但是这种社会转型期 “世风日下”的状况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民生的改善，金钱的吸引力会逐步降低。从 “乱世”到 “治世”，道德必将回归，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加上当政者在施政上的激浊扬 清，社会风气逐渐向好是可以期待的。
近现代的历史给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封闭就会停滞，落后就会挨打，开放才有出路，发展才能自强，这是几代人奋斗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复古僵化是老路，也是死路，全盘西化是邪路，也是绝路。只要我们秉持自主和开放的心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扬弃其中保守落后的糟粕，同时吸纳和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拒绝其中残暴腐朽等垃圾，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就有可能在这一代人中实现。
（2015-3-17完稿）
